武昌都府堤41号，传统的天井、青砖黑瓦、堂屋加厢房，是一栋典型的晚清江南风格民宅。

1927年上半年，因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安排下租用了这栋民房。

在这里，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度过了最后一段美好的家庭生活。

也是在这里，毛泽东写就《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燃起照亮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前程的灯光。

油灯下写出纲领性文献

1926年11月，毛泽东离开上海，经南昌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此时，他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

12月13日，毛泽东作为中央农委书记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会上，陈独秀批评了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兴起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他决心实地考察，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27年1月4日到2月4日，毛泽东行程700公里，足迹踏遍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让他大开眼界并为之兴奋。

2月12日，毛泽东回到武昌，在都府堤41号的卧室里，伴着油灯，挥笔疾书。此时杨开慧正临近分娩，为了让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运筹革命大事，她根据毛泽东的写作提纲，夜以继日地整理文件、抄写材料。在杨开慧的全力配合下，毛泽东一气呵成，写完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推动农村大革命运动继续发展

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1927年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湖南民报》等连载。

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他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这篇报告在历史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

报告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金句闪耀着伟人的智慧光芒和远见卓识。时至今日，对我们培养党员干部和增强斗争精神仍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